刘安国两番话说晕杜聿明和王耀武，一半真一半假：吓晕王耀武这件事，在黄济人的纪实文学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中确有记载，但是用诛心之言刺激杜聿明，那却是绝不可能的。

王耀武被文强吓晕这件事，黄济人的描述比较详细：“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（各地战犯管理所名称不同，待遇也不一样）的时候，文强被俘后第一次与王耀武见面，王耀武正在井边打水。眼见别无旁人，王耀武问文强：‘你与国防部的人很接近，我被俘后，共产党叫我在电台上讲了几句，不知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？’”文强说：“有反应，老蒋听见你的广播，当场把收音机砸了，骂你是软骨头！’王耀武一听这话，顿时呆若木鸡，面如土色，已经提到手的水桶‘叭’的一声落到井底。”

文强《口述自传》也证实他和王耀武“重逢”是在山东潍坊，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就是王耀武。当时他们在“解放/军官/教导团”的待遇很好，十几个中将级别的战犯编为一个“高级组”，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，除了走出院子大门需要有人陪同，其他一切活动自由，可以随便串门，如果认为食堂饭菜不合口味，也可以自己办伙食——因为解放军不搜俘虏腰包，所以他们都比较有钱，可以自己出去或让管理人员采购。

文强在教导团专做湖南菜，王耀武负责厨房卫生，还有几个年轻力壮的负责挑水劈柴， 文强那番话，就是在水井旁边说的——他差点把王耀武吓得掉进井里。

文强可以一番话把王耀武吓得面如土色，但绝不会拿言语刺激杜聿明，因为他跟杜聿明不但是老朋友，还是上下级：文强被俘前的职务是徐州“剿总”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、代参谋长，杜聿明则是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（全权负责前线指挥部）。

文强从长沙调往徐州，是杜聿明力邀的，为了请文强给自己当副参谋长，杜聿明不但疏通了老蒋，还给文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，表示自己对参谋长舒适存（红军叛徒）不信任，希望文强全面负责参谋工作。

文强与杜聿明在淮海共患难，被俘后，杜聿明还专门让管理人员送给文强十包骆驼牌香烟。

文强能知道老蒋骂王耀武，却绝不会知道杜聿明战败后南京的流言蜚语——他们是同一次战役被俘的，杜聿明不知道的事，文强也不知道。“吓晕杜聿明”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刘安国能做而文强绝不会做的第一件事。

文强与杜聿明的关系，在东北时期就很好，对于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文强，杜聿明还是比较欣赏和信任的：文强文是在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期间晋升的中将，他的“司令长官”就是杜聿明。

杜聿明要不是欣赏文强的才干，也不会费尽心思把文强调来帮自己，文强对此也是十分感激，更为重要的一点，是杜聿明在辽沈和淮海两战皆败，文强自己也有责任，他怎么会讽刺打击杜聿明？

杜聿明在东北管军事，文强在东北搞情报（整个东北的特务机构都是文强筹建的），杜聿明在淮海前线指挥作战，文强相当于他的首席谋士，两人都是各负其责的中将，出了问题，谁也脱不了干系。

刘安国能做而杜聿明不能做的第一件事是挖苦杜聿明，因为那等于他挖苦自己。刘安国能做而文强不能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出卖王英光并导致彭雪牺牲——电视剧那个词用得不准确，即使刘安国真把王英光夫妻的行踪告诉宪兵队，那也是另一个说法。

文强当然不能“出卖”王英光，因为抗战胜利后文强一直在北方工作，更不可能是“军长陈瑞章的部下”——黄百韬手下有一个军长叫陈士章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陈瑞章的历史原型，真实历史中的军长陈士章，见了“文参座”是要敬礼的。

即使文强真的出差到了上海，并且看到了王英光夫妻一样的地下工作者，他也会假装看不见，实在躲不开，他还会提供掩护。

据《文强口述自传》和《文强传》记载，文强不止一次保护过我方人员，他在担任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期间，就对杜聿明交给他的三个我方团级干部很不错，在淮海前线当副参谋长、代参谋长期间，徐州“剿总”第二处抓住了七个准备突袭杜聿明指挥部的武工队员，也是文强悄悄释放并护送出蒋军阵地的。

二处就是军统（保密局）在军队中的机构，那个二处处长想把七个武工队员全部枪杀，但执行前必须经“文参座”签字批准，结果文强勃然大怒：“你们糊里糊涂的，判断不对 呀。如果他们要炸掉我们的指挥部，这个罪就大了。可是他们并没有得手，法律上叫做‘犯罪未遂’，就是有罪，也要减刑，不能杀。要杀也只能杀为首的一个。 把那七个人都杀掉，哪有这样的法律啊！我看他们就是几个农民嘛，杀了俘虏，违反国际公法啊……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赶快把俘虏押回去，跑掉一个人，我杀你们的头！”

那个姓李的处长也挺聪明，马上就领会了“老前辈”文强的意图：“我让第二兵团邱清泉那里开个口子，假装我们有任务，把这七个人派出去。咳，把他们都放了，他们在这里还要吃要喝的。”

李处长从熊笑三的第二兵团第五军开个口子，把七个人全放了，邱清泉打电话询问，文强端起参座架子：“另有任务，是我批的，我负责。”

邱清泉跟文强一向关系不错，现在又是名义上的上下级，所以也就不再过问，后来杜聿明首批特赦遇阻，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杀害了七个武工队员，后来文强出面作证，有关方面找到了那七位武工队员，杜聿明对文强十分感激：“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， 否则我特赦不了。”

文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“叛徒”。理由是自己从未出卖和杀害过任何过去的战友，他加入军统后一直宅跟日伪搞谍战，有时候还跟我方潜伏人员合作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内战爆发，他已经脱离特务系统，成了参谋长，打打杀杀都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了。

刘安国能做而文强不能做的第三件事，就是流泪认错，他在《口述自传》承认，自己最后也没写悔过书：“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，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， 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……（中间一段有点敏感，省略）我问心无愧。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，就是不写，这样， 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。”

按照文强的叙述，他如果当年肯承认错误，根本就不用等1959年特赦就放出去了，更不用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，但是他一直不肯服气，所以才进了功德林。

文强虽然比较倔强，但是心中还是很有数很认师生亲友关系的，他1975年特赦时明确表示自己哪也不去，就留在北京工作，几位师友辞世，文史专员办公室的追悼会，都是文强筹办主持的。

《特赦1959》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以真名实姓出现，只有刘安国、蔡守元、叶立三、陈瑞章等人需要考证一下历史原型。笔者手头资料不多，读者诸君肯定对文强了解更多，那么文强有哪些著名的亲友、老师、同学，您知道吗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